第31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近日在上海举办，图为参赛学生在华东师范大学体育馆内布展。张振忠摄
美国《2015年地平线报告（基础教育版）》提出“未来三到五年，全球不同地方的学校将发生的一个转变，是学习者尝试通过开展创造活动而不是消费学习内容来进行学科探索”。这一趋势会如何影响世界的基础教育，中国学生该如何追赶这种教育的新趋势呢？
近40年来，教育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创造性越来越关注。可以说，当前人类对创造性的了解胜于历史上任何时期。即便如此，我们也会发现，由于受到评价工具和评价手段不完备的影响，目前还没有个人或组织开展过针对世界各国青少年创造性水平的大规模比较研究。但这也不妨碍从一些调查中发现蛛丝马迹。
“短板”在于问题解决能力
PISA测试作为一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筹的学生能力国际测评计划，主要对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学生进行评估。这项测试目前在国内教育界广为人知。
2012年，上海第二次参加了PISA测试。在此次测试中，上海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财经四大领域均获得了全球第一的好成绩，但在“问题解决能力”领域中的表现却少有人提及。所谓问题解决能力，不同于单一学科领域的能力，它强调“个体运用认知过程来面对和解决真实的、跨学科情境问题的能力，在这一情境中，问题解决的路径不是显而易见的”。
上海学生当时在这一领域位列全球第六，排在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澳门和中国香港之后。虽然这个成绩并不算低，但与阅读、数学、科学、财经四个领域的成绩均为全球第一相比较，就显得略微逊色了，这种现象值得深思。
PISA测试按照所解决问题依据的条件是已知还是未知，将问题解决能力领域的测试问题划分为动态问题和静态问题。此外，PISA还认为人们解决问题实际包含着“知识获取”与“知识应用”两个过程。“知识获取”是指人们通过观察，全面了解信息，充分调动已有知识，构建一个基于所需解决问题的完整知识体系；而“知识应用”则是指人们基于知识的获取，由抽象到具体，针对问题，从知识到行动的过程。
将不同国家、地区学生的答题结果根据“动态/静态问题”“知识获取/应用”两个维度所组成的四个象限进行观察，可以发现中国学生擅长于静态问题解决和知识获取，但“短板”在于动态问题解决和知识应用，事实上正是动态问题解决能力上的不足导致上海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总分偏低。
有部分学者认为所谓创造性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此一来，上海青少年，乃至全国青少年的创造性水平也就可见一斑了。
培养创造力既要“专精”也要融合与协作
在《创造性：人类创新的科学》一书中，美国学习科学专家、创造性研究学者凯斯·索耶认为科学领域创造性的形成仰赖于四个因素：一是类比思维，科学领域创造性的“顿悟”来自类比，创造性的高低往往取决于个体能够产生、选择怎样的类比；二是问题意识，科学不仅仅只是解决问题，有创造性的科学家更需要提出和形成好的问题；三是时间安排，成功的科学家知道怎样安排他们的工作时间以取得最多的创造性；四是同侪合作，每一件伟大的科学作品的创造都来自合作，是整个领域中的合作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按照这个思路，以教育提升学生的创造性就要从三个关键词入手：一是“专精”，让学生能够熟稔学科领域，以提出好的问题；二是“融合”，让学生能够明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关系，以形成类比思维；三是“协作”，让学生能够在共同体中进行头脑“风暴”、相互扶持、迸出“火花”。实际上，在这三个关键词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关键词——实践，只有在真实的创造实践中才能使学生真正掌握类比思维、问题意识、时间安排和同侪合作。一句话：创新能力需要在创造实践中才有可能较快提升。
基础教育的目标与模式应与时俱进
美国《2015年地平线报告（基础教育版）》提出“未来三到五年，全球不同地方的学校将发生的一个转变，是学习者尝试通过开展创造活动而不是消费学习内容来进行学科探索”。所谓“消费学习内容”指的是学生在学校所教授的知识范围内，根据学科结构、知识结构记忆、理解、掌握学习内容；而所谓“开展创造活动”指的则是学生完全突破知识范围、学科结构，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创造性活动，在创造中自主地学习知识。尽管《2016年地平线报告（基础教育版）》尚未发布，但从第一轮投票入围名单来看，学习者从消费者转变为创造者的趋势正在大大提速。
反观国内基础教育领域，包括一些高校中的科学教育实践，“专精”一项一定程度上固然做得不错，但“融合”“协作”则严重缺失。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海学生为何在分科领域能够拔得世界头筹，却又不善于“问题解决”也就可以理解了。实际上，国内中小学生在科学领域所表现出的“专精”恐怕只能称之为“教考导向的专精”，即在教纲、考纲所规定知识范围内的“专精”，这与形成科学领域创造性的“专精”仍然有很大区别。
国家竞争力的本质是创造力的竞争。经受12年基础教育“创新训练”的学生与未接受者在进入高等教育阶段会有怎样的差别？当这些学生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又会有怎样的差别？不同的学生又会带给国家与社会哪些不同？答案昭然若揭。虽然基础教育有其自身的阶段性目标，但教育的目标需要随外部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当世界已经进入工业4.0、“创客”时代，我国基础教育的目标与模式是否也应该随时代的变化而调整？毕竟，学校与课堂是学生们学习的重要场所，也是他们待得最久的地方。
（作者任友群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6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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