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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易学思想

2017-04-18 16:12作者:唐明邦浏览数:4124

易学发展进入历史新时期

当前,"全球化"已成为学术界研讨的热门话题。易学同仁也深深地感到,易学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问题:即在此全球化时代,易学能否顺应时代潮流作出新贡献?

回顾易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易学最善于顺应时代潮流。它之所以绵延数千年长盛不衰,关键正在于其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必将影响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以至我们的日常生活。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国际经济实力的新组合,国际市场的大繁荣,商品、金融、信息的大流通。同时必然推动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多元文化的大交流。文化大交流,无可避免地导致异质文化的冲突和促进民族文化的整合。民族文化整合,伴随着文化冲突,整合的结果,将是取长补短,扬长避短,逐步缓解冲突,泯合差异,实现文化思想的更新。

全球化时代,我们面前呈现两大任务,中国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中国现代化的日益进展,伴随着世界文化的日益趋同。新时代,新任务,为中国文化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易学在全球化浪潮中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易学思想

易学发展三千年,经历过多次政治风暴的洗礼,每次历史大转折,易学总能改变其思想面貌,更新其核心话题,以别开生面的姿态,应对时代思潮发展的要求,保持长盛不衰的优势。

当代易学所当回应的,是人类面临的三大冲突、三重危机:即人与人之间冲突,引发的道德危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引发的社会危机;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引发的生存危机。易学以其博大的包容性、灵活的变通性,足以应对全球化浪潮中,人类面临的三大冲突所引发的三重危机,无愧"宇宙代数学"的称号。

"崇仁""尚诚"以正人心,缓和人际紧张关系,化解道德危机。

经济全球化促进市场繁荣,激励竞争机制,带来公平竞争,推动社会进步的良好效果。但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个人主义泛滥,拜金主义盛行,享乐主义嚣张。尔虞我诈之风,破坏了公平竞争;产品包装时新,掩盖着伪劣产品;贿赂贪污,屡禁不止,瞒赈漏税,层出不穷。父子兄弟之间,掀起商战狼烟,亲情爱情烟消云散,人际关系日趋紧张。道德堕落,人格卑污,诚信毁灭,仁义扫地。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权可营私,"有权不用是傻瓜"。《孙子兵法》,成为商战宝典;《鬼谷》谋略,沦为贪诈手册。金钱美女,成为糖衣炮弹;欺蒙拐骗,令人家破人亡。道德危机,日益堪忧。

《易传》高瞻远瞩,宣扬"崇仁""尚诚"的处世准则,至今不无教育意义。《易传》将仁义定为做人的根本、人道之核心。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系辞下》第一章)不仁不义或为富不仁,即违反"人道",人所不齿。又说"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文言·乾》)作为民众之长,首当有仁德,行仁政,一切施政举措,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节·象》)对于大众疾苦,不可麻木不仁。仁德是巩固政治团结民众的重要法宝,"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系辞下》第一章)没有仁德的执政者,其宝座难以巩固;欲增强民众凝聚力,必须上有仁爱之心,民有生财之道。西方社会,当文艺复兴时期,高举"博爱"旗帜,以反对中世纪封建统治。尔后,资本主义发展,个人主义无限膨胀,博爱思想被置诸脑后,人与人之间几无爱心可言,正如《共产党宣言》揭露的:"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中国先贤重视仁爱,孔子强调"泛爱众"。主张对人当有爱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不要伤害别人,而要努力帮助别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将心比心,不做别人不愿意的事。孟子也强调"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都是注重仁德的表现。如今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与此恰恰相反,"己欲立"不欲人立,"己欲达"不欲人达。"己所不欲",千方百计强施于人。世风日下,酿成道德危机。《易传》宣扬"崇仁"美德,确有现实意义。《易传》矫正时弊的另一准则是"诚信",即诚实无欺,言必有信。写道:"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文言·乾》)对人不讲忠信,说话不诚实,必至信用扫地,事业无成。市场经济下,讲诚信就要说话做事做到四不:不期诈,公平交易;不作假,货真价实;不蒙骗,言而有信;不阴谋,正大光明。总之,崇仁、尚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力发扬这一光荣传统,努力矫正市场竞争机制下出现的不仁不诚的恶劣行径,社会自会安定和谐,人与人之间将日益亲密和顺。

明法崇德以安定社会,缓解社会冲突,防范政治危机。

任何时代必然存在各种社会冲突。在阶级社会,主要表现为激烈阶级斗争;在非阶级社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宗教集团,不同民族之间的社会矛盾亦将长期存在,只是冲突的实质和表现的形式各有不同而已。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韩非,称当时社会存在"五蠹",即五种害人虫。他所指的是诋毁法制的儒生,摇唇鼓舌的游说之士,挥剑舞杖的游侠,鸡鸣狗盗的食客,盘剥农民的工商游食者。他断言"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国家难免"破亡"。(《韩非子·五蠹》)当今无论东西方社会,都难免新的"五蠹"之患:如强施暴力的恐怖分子,坑害人民的邪教组织,贪污受贿的蜕化分子,分裂祖国的民族败类,走私漏税的不法商人等,不除此"五蠹"之祸,亦将国无宁日,民难安生。

为防范社会不稳定因素和敌对势力的滋生漫延,《易传》曾提出德治与法治并施的经世准则,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实行法制,"遏恶扬善"。《易传》主张厉行法制以安定社会,运用法律手段打击罪犯、保护人民。首先强调"明罚敕法"。(《噬嗑·象》)制定法令要清楚,公之于众,三令五申,使人人明白,不敢违犯;施行刑罚要清明公正。特别强调"刑罚清而民服"。(《豫·象》)既不可重罪轻罚,亦不可轻罪严惩。尤其主张"明慎用刑"(《旅·象》)执法要慎重,以免纵容违法者或枉罚无辜者。一切法令措施要真正发挥"遏恶扬善"(《大有·象》)功能,以保证社会的安定。

实行德治,"崇德广业"。《易传》主张法治要同德治结合,不可偏废,尤其强调以德治国的重要性。认为《易》的中心内容和根本任务在教人"崇德广业"。写道:"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系辞上》第七章)把"崇德"放在首要地位,意义深远,实乃儒门治国理财之要道。若不能"崇德",提高道德水平,加强道德修养,就不可能很好地"广业",开拓事业,巩固政治。"崇德"要求执政者从自身做起,将"进德修业"(《文言·乾》)作为自己日常努力的方向,终身进取的目标。为此,须日日"反身修德"(《蹇·象》),时时"自昭明德"(《晋·象》)。树立高风亮节,为人表率。崇德广业就当施行德政,孔子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易传》强调执政者欲安定社会,须同民众上下一心,"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文言·乾》)做到"上下通而其志同"(《泰·象》)。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相互沟通;执政者对于民众的疾苦、愿望能了然于心。一切号召,要使民众心悦诚服,"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兑·彖》)《易传》提出治理社会的最佳结局在于:"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彖)最终达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彖》)。天下和平即古人理想的人人平等,友爱互助,无忧无虑的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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