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G.Jung,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
荣格是瑞士心理学家，20世纪心理学尤其是潜意识心理学领域最卓越、最具影响的大师，分析心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是弗洛伊德最得意的弟子，师徒两人后因观点分歧而分道扬镳后，创立了荣格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我们所熟知的“情结”以及“内向”、“外向”等心理学概念，正是他提出的。
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肯定《易经》科学价值的同时，正确地指出了《易经》所代表的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的根本区别。他提到，《易经》“是地道的中国思维方式的表现”。说明思维方式决定着人们认识世界的走向和旨趣，对认识层面的选择和认识方法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会形成不同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荣格明确指出，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与西方科学相比，它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科学。他说：
“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荣格的这一论断是对“科学一元论”的重大冲击和挑战，而“科学一元论”的紧箍咒至今仍然紧箍着大多数人的头脑。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有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因为，人们坚信，发源于古希腊，自欧洲文艺复兴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是人类的唯一科学，一切科学活动都必须按西方传统的模式进行。正是因此，他们不承认中国传统文明中有科学，或只承认中国古代有技术，但没有或缺乏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这也就是中国没有产生出西方近代科学而终于落后的原因。
荣格则根本否定了科学只能有一种形态的观点。他所说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是指建立科学理论的思维方法和认识选择存在根本差异，它们是产生不同科学形态的基础与原因。荣格进一步指出：
“我们的科学是建立在以往被视为公理的因果法则上……我们没有充分体认到：我们在实验室里，需要极严格的限制其状况后，才能得到不变而可靠的自然律。假如我们让事物顺其本性发展，我们可以见到截然不同的图象：每一历程或偏或全都要受到几率的干扰，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因此在自然的情况下，能完全符合律则的事件反倒是例外。正如我在《易经》里看到的，中国人的心灵似乎完全被事件的几率层面吸引住了，我们认为巧合的，却似乎成了这种特别的心灵的主要关怀。而我们所推崇的因果律，却几乎完全受到漠视。我们必须承认，几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人类费了无比的精神，竭力要击毁且限制几率所带来的祸害。然而，和几率实际的效果相比之下，从理论上考量所得的因果关系顿时显得软弱无力，贱如尘土。”
我们知道，精确具体的因果关系，只有在严格限制的实验室里才能弄清楚，也只有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才能准确地重复。然而在自然不加限制的条件下，也就是"让事物顺其本性发展"，那么在实验室得到的严格的因果律则，则不可能以纯然一标准的形态显示出来，因为在自然的状态下，事物必定受到来自内外环境的多方面因素的随机干扰。所以，越是在严格条件下获得的越是精准的规律，在自然状态下就越是失去效验。
当然，如果能够通过建立工厂或其他方式，使条件符合要求，严格的因果律无疑可以被我们利用。当今，现代科学技术正是主要在这样的领域充分地发挥着威力。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人类真正能够控制并允许控制的领域是很有限的，而根本不能控制，或在长时期内不能控制，或本不应当控制的领域则要广大得多。这些领域里的事物和变化随时都在影响着我们，关联着我们,无疑须要认识，须要应对，须要掌握它们的规律。而这些事物正为中国式科学所关注。
荣格指出，西方科学以因果律和实验方法为主要基础，而中国人则着力研究自然状态下的规律，因而各自建立了不同的科学。这一见解十分精辟。荣格关注的同时性现象，中国人研究的各类感应，都是在没有人为限制的情境中出现的事物。《周易》经传、孙子兵法、中医藏象经络学说、气功养生、中国生态农学、中国环境风水学、中国灾害学，等等，都是对相关对象在自然状态下所现规律的研究。老子说：“道法自然。”这四个字乃是对中国科学精神和中国科学方法的最高概括。荣格准确地揭示了中西科学思维差异的根本点，这不仅对深层心理学的研究，而且对《易经》的现代研究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原创作者：苏秦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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